成立人口發展及長者事務局 積極對抗人口老化危機
根據學術定義，假如一個社會之中，65歲或以上人口的比例介乎14%至20%之間，便是高齡社會；而如果長者人口比例高於20%，就屬於超高齡社會。2019年，香港的長者人口比例已經超過18%，即是即將踏入超高齡社會的水平。在嬰兒潮的人口逐步成為銀髮一族下，由政府統計處出版的報告<<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預計，在2039年起香港的長者人口比例將達33.3%，即每3名港人之中便有1名是長者。而這個超高齡社會的現象，將會一直持續到2069年仍然居高不下。
人口老化帶來兩個主要的社會問題，第一，勞動人口比例下降，影響經濟規模。長者人口愈多，意味愈來愈多勞動人口因為退休或市場競爭力不足等原因離開勞動市場。由勞工及福利局進行的調查報告<<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顯示，雖然香港的勞動人口將於2022年達致高峰，但是一直至2027年將以平均每年0.6%的速度下跌，造成約17萬名人手的短缺。在2039年後，15至59歲的勞動人口主要年齡組別更會跌穿60%，使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進一步惡化。由於勞動人口紅利一直是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這個趨勢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香港的經濟發展情況可能放緩甚至衰退，進而影響社會的穩定。
第二，政府將會面對巨大的財政壓力。正如上述，當勞動人口下降，經濟增長的速度便會因為企業難以聘請員工、投資意欲下降、家庭消費能力減弱等因素而回落。在經濟持續不景氣，加上納稅人數減少下，依賴稅收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政府難免面對巨大壓力。再者，長者人口增加，即是有關長者的開支，包括福利、醫療、社區照顧等開支亦會相應提升。現時香港約有122萬名長者，而申領社會福利金，即長者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生果金)的個案合共逾100萬宗，每年各項開支的總和超過400億。由於政府預計2039年後，長者人口將會一直維持250萬以上，假設未來申領社會福利的長者比例不變，即使不考慮通脹因素對福利金金額的影響，政府每年仍要承擔超過800億長者福利開支。經濟環境惡化，投入長者的公共資源又日益增長下，政府極有可能面對結構性財赤問題。
由於人口老化對社會的潛在影響巨大，因此，特區政府應該想方設法，一方面思考如何舒緩勞動人口短缺的問題以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應該重新檢視現有退休保障和照顧制度的不足，以應付日後數量急增的長者之期望和需要。
政策落後 勞動力不足問題日益惡化
要應付因人口老化而帶來的勞動人口下降的問題，不外乎是五個方法，分別是，引進海外人才、加強培訓人手短缺問題嚴重行業的從業員、釋放婦女勞動力、刺激生育以增加未來勞動力和鼓勵長者再就業。可是，與特區政府很多工作的態度和表現一樣，目前的政策難以針對性地達成目標。
一、人才輸入杯水車薪 社會問題影響意欲
為了引入非本地人才來港工作和定居，特區政府在2006年推行「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由入境處負責項目。計劃是以計分制形式考核申請者幾個方面的能力和表現，包括年齡、經濟能力、語文能力、學歷或專業資格等，在總分195分之中獲得80分者即屬符合入境條件。在2015年，政府接納人口督導委員會的意見，在計劃內額外增加「人才清單」，即由政府審視香港各個行業和崗位之中最缺乏專才、又難以在本地培訓及招聘大量人才的工種，並擬定一套指定工種的名單，凡有相關經驗的申請人便可額外獲得30分，而「人才清單」下的工種就包括廢物處理專家、造船師、海運保險專家等等。
無疑，引進非本地人才是補充勞動市場人口不足的有效辦法之一，可是，從人才清單的內容可以看出，政府渴求的人才，僅是本地難以培養的人才，例如因為本地專上院校沒有開辦相關課程、有關行業在香港的市場較小、行業吸引力對學生而言較低等。但是，對於面對人手短缺問題但能夠出產「土炮」的行業，政府則沒有向外招賢的打算。結果就是，這個計劃未能為未來出現的勞動人口短缺問題作好準備，根據入境處的資料，除了2020年申請人數急增之外，每年大約只有450人成功來港，對於本地勞動市場不可不謂杯水車薪。
誠然，目前輸入非本地勞工的兩個主要辦法，是「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前者容許僱主在確保職位存在及無法在本地市場中找到合適僱員的前提下，申請具備與職位相關學歷及經濟的海外人士來港工作，後者則是從內地輸入優秀人才，填補本地行業人才的不足。
然而，有關計劃有著三個不爭的事實，一，隨著過去兩年社會環境不穩，加上疫情因素，申請人數有下降趨勢，前者從2018年新申請人數近45,000宗，下降至去年的不足18,000宗；而後者亦在相同年期中由逾15,000宗，減少至約9,000宗。以目前的社會氣氛而言，即使疫情受控，相信將來也未必可以大幅回升。二，雖然過往兩個計劃的新申請人數分別高於40,000和15,000，但是申請延期逗留的人數往往僅得新申請個案的一半。以2018年為例，兩個計劃的延期逗留申請比例分別只有新申請個案的52%和40.5%，換言之，願意長期在港工作和居留的人才不多，難以填補勞動人口的不足。三，兩項計劃所輸入的人才，過份集中在特定行業，例如超過4成的內地輸入人才從事藝術文化或學術研究工作，海外人才則較多從事商業貿易及康樂體育的職位，對於解決個別行業人手嚴重短缺問題的幫助十分有限。
二、培訓計劃欠吸引力 行業人手短缺問題持續
另一方面，雖然因人口老化而帶來的勞動人口下降壓力逼在眉睫，但是現時勞福局與教育局的協調實在強差人意。在正常的情況下，兩個政策局的理想合作方式，應由前者對現時及未來人才需求作出評估，繼而由後者按照有關建議制訂教育方針，適度調節各個學科或院校的資源分配，按照能力和興趣培養學生適應市場的技能。然而，雖然勞福局早已推出<<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強調未來有若平行業的人手需求將會出現明顯變化，例如社會與個人服務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及金融服務業分別有的職位將會出現67400、58200及30500個人手短缺，相反，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以及製造業將會流失53400和24500個職位。換言之，作為培育未來社會人才的教育局，在理性的決策模型下，應該增加社工、護理、商業、金融等學科的資源，而減少製造、零售、進出口相關的生力軍。
以護理行業為例，的確，近年政府已經增撥資源開辦各種課程吸引年輕人投身其中，例如「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的修讀和實習的條件都有所提升，但是不爭的事實是，計劃開展以來，只有18%的畢業生真正成為護理員或保健員，意味大部分的學員都只是將計劃視為「水泡」，或是因為對行業加深認識後失去興趣而離開，從而未能達到補充行業人手的目標。
究其原因，正是因為負責類似的行業培訓計劃的單位，是勞工及福利局而非教育局。換言之，即使完成培訓，學員都不會獲得如學位一樣的資歷，與現時年輕人及家長追求學位認證的想法背道而馳。而且，由於相關資歷在社會的認受性不大，即使學員順利畢業，其薪酬待遇亦會相對偏低，難以吸納學員入行及長期發展。而如果要取得學位等資歷認證以加強自身的競爭優勢，那麼學員除了參加有關計劃外，亦要在工餘時間繼續進修，變相加重在職青年的生活負擔和減少他們入行的意欲，因而很難達到重新調配人力資源的效果。換言之，所謂培訓人手達致行業勞動人口再分配舒緩人手問題，不過是空中樓閣。
三、雙職家庭仍然辛苦 婦女重返職場難
隨著勞動人口即將從高位回落，鼓勵婦女投入職場的社會聲音此起彼落。然而，根據立法會秘書處公佈的調查《香港在職母親面對的機遇和挑戰》顯示，直至2018年為止，女性佔整體勞動人口約為45.2%，而女性壯齡人口的職場參與率則是72.7%左右，說明女性勞動人口仍有更進一步的空間，以填補勞動人口下降所帶來的空缺。事實上，女性勞動人口較少，與她們沒有工作的意願關係不大。根本的原因，是不少婦女生兒育女後肩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使部分事業女性變成全職婦女。因此，如何推動家庭友善政策及社區照顧服務以減輕婦女的壓力和負擔才是釋放她們勞動力的關鍵。
可是，政府對於有關政策的思維依然未能追上時代的步伐。勞工處推動的「家庭友善僱用政策及措施」，多年以來只是指引或建議，如僱主可以考慮採取彈性上班時間、容許僱員帶同嬰兒上班方便照顧等等，但是由於沒有法律效力，因此真正參考及落實有關指引的機構根本寥寥無幾。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2017年進行的調查指出，最多僱主提供的家庭友善措拖，乃是早已成為現今文職僱員工作文化一部份的五天工作制。至於僱主因育兒需要而調整工時的比例，只有14.3%，而提供家庭假期或託兒服務的更加是0%。在缺乏政府的干預下，香港打工仔女難以享受家庭友善措施，從而令部分婦女有所顧忌而無法全身投入職場。
此外，雖然不少婦女希望在工作期間，能夠找到一個可以信賴的團體或機構協助照顧子女，因而愈來愈多家長對托兒所的需求殷切，不過，香港的托兒服務遠遠未能滿足家長的需要。在2018年，全港合共只有1,700多個由受資助機構提供的托兒服務名額，但是全港約有十萬個2歲或以下的小童，即是只有不足2%的小童能夠享受服務，遠低於澳門的12%。雖然，在2019年，勞福局表示將會額外投放資源，在各區增加合共2800個有關名額，但是，當考慮到兒童人口的比例，資助托兒服務依然偏少，未能有效分擔婦女照顧子女的重責，使她們難以再次投身全職工作。
四、生育政策及目標欠奉 提高生育率幾近不可能
香港生育率持續偏低，從1980年開始，每對夫婦的平均胎數從未超過2.1，即人口學理論中保持社會人口年齡結構不變的最低數字。在2019年，有關數字更加下跌至1.05，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方之一，僅高於台灣及南韓，卻不及同樣受低生育率困擾的澳門和新加坡。
一個社會生育率的高低，除了取決於當地的家庭文化和個人的價值追求之外，養育子女的成本同樣是重要因素。以北歐國家丹麥為例，由於該國政府祟尚福利主義，在教育、醫療、社區照顧等方面都一應俱全地為國民提供，例如在全國廣設廉價托兒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家長每季提供大約1,800元的兒童津貼、接近免費的公共醫療診症服務和為父母提供合共360日的產假和侍產假(當中頭24個星期為全薪假期)等等，都大大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使丹麥在80年代末期以來生育率從谷底反彈，至今仍是歐洲其中一個生育率最高的國家。
反觀香港，不單止沒有如丹麥或其他西方社會一樣的現金津貼或優厚的假期，歷年來特區政府都沒有具體的人口增長目標，亦沒有就生育推出新的鼓勵措施。唯一的鼓勵生育政策，就是自2014/15財政年度開始，將子女免稅額由每年$70,000元，逐步增加至今天的$120,000。可是，香港向來以低稅率經濟體自居，需要納稅者繳納高稅的人口本身就不算多，意味著對於大部分港人，尤其是低收入市民而言，有關政策是似有還無。即使對於納稅較多的中產而言，免稅額的增長吸引力也十分有限，無助減輕其養育子女的負擔。因此，即使政策出爐多年，香港的生育情況仍然未見改善。
事實上，香港的社會民生問題叢生，未能為市民帶來安逸、舒適的生活，例如樓價持續高企，供樓負擔沉重；公營房屋短缺，年輕人上車無望；縱有安居之所，空間狹小難言舒坦；教育強調競爭，學習壓力驚人；公共醫療資源緊絀，私人醫療服務又價錢昂貴等，都令不少年輕家庭打消生育的念頭，使生育率無法反彈，促使人口老化問題更趨惡化。
五、長者就業困難 亟需政府介入
隨著醫學愈見昌明，加上人類重視保健，不少年過六旬的長者除了一般的慢性疾病如「三高」之外，不論體力上和精神上都有繼續工作的能力。而對於生活困頓的長者而言，即使已屆退休的年紀，但是為了維持生活及更好為將來打算，都有較高的意願繼續留在勞動市場。然而，現今政府仍然未有完善的措施，協助長者就業以解決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
根據特區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的報告<<長者就業情況：本港最新發展及海外政策比較>>顯示，香港長者的就業人口不足14萬，即勞動參與率僅得11.7%。這個數字不僅低於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CED)的平均水平，更加遠遠落後鄰近的亞洲地區如日本(23%)、新加坡(26.8%)和南韓(31%)。與此同時，從事低薪行業，如餐飲、保安、清潔等的長者勞動人口比例相對較高，達42.3%，高於整體社會的平均數字。這說明一方面仍然辛勤工作的長者收入偏低，生活品質不高；另一方面正正因為他們多數只能從事低薪工作，變相更難吸引長者繼續就業，無助改善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
目前政府的對策，是推出「中高齡就業計劃」，透過派發留任及培訓津貼，以及設立中高齡人士求職網站，鼓勵僱主聘用60歲或以上的失業人士或已離開勞動市場人士。然而，每年成功透過計劃就業的個案只有數百宗，例如2018年的數字是565宗。而且，根據目前的資料，我們仍不清楚個案僱員為高齡人士及在津貼補助完結後仍然能夠留任的比例。可以預期，由於計劃的對象包括40歲以上的勞工，極有可能從計劃中受惠的人士當中以中年人士居多，亦一定程度上解釋香港長者就業人口比率不高的原因。
此外，香港目前對於保障高齡人士就業機會的配套相當落後。例如對於長者僱員的工作資助是帶有年期限制，而不是持續的資助以增加企業聘請的意欲；沒有專門培訓長者工作技能的專門單位，讓他們建立或提升技術以延長其工作時間和改善市場待遇；也沒有為已達退休年齡長者延任、調配其他崗位或重返職場等做法提供明確的指導建議和條文規定，在在都使達到退休年齡的長者難以在職場上繼續發揮餘熱，亦增加勞動人口不足及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危機。
香港安老政策的四大不足
政府不但欠缺長遠而全面的人口老化應對規劃，以致未能處理人口老化對社會和經濟的衝擊，更加連現時的安老政策上也未臻完善，難以妥善照顧不少高齡人士的需要。
一、退休保障過份依賴個人資產和收入
在社會學上，最理想的退休保障制度是由政府承擔部分的現金福利、社會保險和非現金的福利政策，再加上長者本身的儲蓄和投資，構建一個寬裕而可持續的退休生活。可是，由於香港不像許多西方國家一樣走偏左翼的路線，擴大社會福利的規模照顧中、低層市民，反而奉行自由放任的社會經濟政策，因此在長者退休生活的問題上，特區政府除了照顧生活高度困難的長者以外，其餘人等的生活待遇就交由市場機制決定。
例如為了確保長者退休後有一定的儲蓄支撐生活，在2000年便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從僱員薪金之中扣除部分金額，加上僱主供款，共同存放在僱員的投資帳戶當中，經過不斷滾存和進帳，於其65歲時提取戶口款項時應付退休生活；而為了幫助「資產富裕，現金貧窮」(Assets Rich, Income Poor)的市民增加可支配現金，就推出「安老按揭計劃」，讓擁有物業的長者倒賣物業套現為每月的現金以應付開支需要。至於手頭上資金充裕，又希望儲蓄可以不斷增值、每月有一定現金應用的市民，則有「公共年金計劃」。
以上的種種計劃，雖然都有助為長者提供一定的金錢以應付日常所需。可是，這些計劃的前設，是當事人必須曾經工作，而且工作一直保持穩定，加上精明的投資眼光，或是擁有豐厚的資產如物業、存款等，才能在有關基礎上轉化成更多經濟利益，從而改善退休生活。然而，對於沒有工作的人士，如家庭主婦，或是工作、收入不穩定或是沒有強積金的市民，如長期失業的人、自僱人士、自由工作者、或是資產不多的長者，亦即絕大多數的基層，則無法從中受惠。
目前，政府對沒有較多儲蓄及資產長者的唯一現金援助，就是長者綜援或是長者生活津貼。然而，眾所周知，不論申請綜援或是長生津，都必須符合條件頗高的資產審查，所以只有生活相當困難的長者才有望申請成功。而且，有關津貼約為每月三千多元，相較於其他能夠從儲蓄、投資或物業回報取得收入的長者而言，生活質素差距不可不謂頗大。
二、依賴院舍照顧長者 居家安老有待改善
雖然香港由70年代末期開始就訂立以「居家安老」的長者照顧原則，至今政府仍然強調「居家安老為本 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方針，但是觀乎政府的政策和部署，可以看出理論與現實出現不少落差。根據社會福利署的開支情況顯示，在2020年政府合共投放超過100億在安老服務上，但是當中只有33億是用於與「家居安老」原則相結合的社區照顧項目上。反之，院舍服務的資源則高出一倍達67億。可見，現時政府的資源投放辦法與其理念背道而馳。
事實上，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的說法，未來政府的工作重心仍然在提供更多安老院舍的名額，例如未來數年內增加8,800個資助及非資助的安老宿位；研究在新興建的公營房屋的可用土地中，抽取5%作安老院的用途；加強「改善買位計劃」，在未來五年購買5,000個私營宿位等等，分短、中、長期的計劃盡可能增加宿位供應。如果嚴格按照在2018年修訂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計劃安老宿位的數量，即每千名長者就有21.3個宿位的話，即是2040年之前香港需要約53,000個宿位才算達成目標。可以預計，未來政府對於院舍服務的資源傾斜只會有增無減。
相反，對於居家安老和社區照顧的需要，政府現時只有推出試驗計劃，例如分開三個階段實施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資助暫時未能入住安老院舍或申請社區照顧且仍在輪候名單內長者購買私人的照顧服務。然而，2020至2021年，透過服務券使用日間護理服務及家居護理服務的人數合共僅14,000人左右。至於為身體機能衰退情況相對未算嚴重，屬於「普通」或「體弱」級別的長者而設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則分別提供22,608及13,365個名額。雖然人數上是較服務券使用者多，但是如果以每千名長者的可分配數目而言，有關數字分別僅為18.4和11.3，比例上仍然少於院舍的目標數字，目前的供應數字也未足以應付未來更多高齡人口的需要。
其實，居家安老與社區照顧要發揮協同效應，加強對長者的照顧，延緩他們身體退化的速度，除了政府提供硬件配套如護理中心和對服務的財政支援之外，對照顧者的支持同樣重要。可惜，目前政府對於照顧者發放的津貼，仍然存在頗高的門檻，例如申請人的月入限額不得超過家庭月入中位數的75%、有關名額在各期合計下僅得10,000個、每月津貼金額只有2,400元等，對照顧者的援助可謂相當苛刻。而且，當局亦沒有考慮照顧者在照料長者期間容易出現生理或心理的毛病的問題，因此除了現金津貼以外，沒有其他有助減輕他們的身心負擔的措施，例如情緒支援、身體檢查等，一方面造成較少人願意承擔照顧者的角色，難以貫徹居家安老的方針；另一方面，照顧者身心勞累，影響照顧質素，對長者和照顧者的健康而言同樣構成威脅。因此，雖然政府口裡支持居家安老，但是不論政策、資源和配套上，此等倡議猶如一紙空文。
三、嚴重忽視情緒健康 長者孤獨危機日增
長者的健康除了是生理機能的問題，亦有內在情緒的問題。可是，由食物及衛生局在2018年發表的《精神健康檢討報告》，在有關長者精神健康的問題上，花費絕大部分的篇幅提出改善識別和治療長者認知障礙的措施，並建議由長者及其親人做好個人護理及觀察情況的工作，當出現相關症狀及情況惡化時才進一步尋求醫生介入甚至使用院舍照顧服務。至於對於長者的情緒問題，例如抑鬱、精神病等仍然歸類為「成人精神健康服務」，沒有額外的政策或資源提供針對性的服務。這份報告反映出政府對長者心理健康的視野，仍然只是停留在身體機能的退化程度。至於困擾長者的情緒問題或其他心理疾病，則依賴現存的政策處理，例如透過地區普通科門診作初步判斷再轉介公立醫院跟進及治療等，遠遠落後於國際上流行的做法及未能適切長者的期望和需要。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與鄰舍輔導的研究顯示，長者患有抑鬱症的潛在人口比例達17%，較2012年的數字12%為高。另外，在疫情衝擊、經濟下行、移民漸增等負面因素下，根據香港大學的研究顯示，在2020年長者、尤其是女性長者的自殺率有上升的趨勢，自殺人數比例為每十萬人中有15.3人，較往年增加近三成，位列亞洲區內第四，僅低於南韓、日本和新加坡。可是，即使長者的情緒問題有惡化的傾向，他們接受精神科服務的輪候時間仍然偏長。相比成人精神科新症輪候時間的15星期，長者的新症輪候時間竟然達到40星期！即使是病情較為嚴重的長者，其輪候時間亦較成人和小童患者多出超過2個星期。可見，一方面，現行政策無助改善長者心理疾病情況，甚至呈現惡化的跡象，另一方面，政府對長者的心理健康明顯不太重視，資源投放傾斜在其他年齡層的病患身上。
其實，誘發抑鬱及其他心理疾病，很多時都是從孤獨感而來。尤其獨居長者的比例愈趨增加，加上現代社會人際相處變得疏離淡薄、家庭關係紐帶又不及上代緊密、勞碌半生後未能適應平靜的退休生活等因素下，便容易觸發長者覺得寂寞和孤獨感，繼而引發其他心理毛病。因此，除了提供更多心理疾病的治療服務之外，還要更進一步，從長者的孤獨問題對症下藥，避免更多長者承受因孤獨演變成精神疾病的折磨。
隨著發達國家人口老化加劇，加上城市人的孤獨感所引致的如影響人類身心健康、加重醫療開支、無法得到適切治療或照顧等社會問題漸受社會關注，部分國家已經成立行政部門專門制訂計劃，協助緩解公眾的孤獨感。例如英國在2018年便任命「孤獨事務大臣」，負責為國內900萬被評定為孤獨的國民提供協助；同樣面對極高長者自殺率的日本亦設有「孤立及孤獨事務大臣」，聯同學界及商界共同商討對付社會孤獨問題的辦法。這種透過行政力量制定政策以解決問題的積極性，正正值得香港政府的借鑑。
四、醫療資源緊張 基層照顧有待改善
雖然特區政府的公共醫療開支已經突破1,800億，即是相當於每名市民享受價值逾$25,000的醫療資源，但是與絕大多數其他發達地區相比，香港對於醫療的投入其實不多，僅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3%，數字上在亞洲而言只是稍勝於新加坡及台灣。因此，在求診人次日益增加下，香港公共醫療的負荷能力已經瀕臨崩潰，進而影響長者所獲得的醫療服務質素。
有見及此，特區政府頗有先見之明地推出「醫療券」，讓長者可以使用私營診所的服務。目前，絕大部分市民、甚至是政黨人士，都以為「醫療券」的作用是減輕長者的醫療負擔。當然，從政策效果而言，這個說法不能算是錯誤。可是，根據政府文件顯示，長者醫療券的目的是因為雖然長者人口比例不足20%，但是他們使用公共醫療服務的比例卻超過35%，當中不少的求診需要都是慢性或非致命疾病，而由於公共醫院服務原則上主要提供應付重症、專科或致命性疾病等服務，因此政府為了減輕公共醫療負擔，就提供金錢誘因，鼓勵長者在私人市場尋找所需的服務，並希望藉此建立長者使用家庭醫生及進行預防性治療的習慣，使長者更加健康及減低演變成需要使用公共醫療服務的機會。
不過，眾所周知，醫療券並沒有達成其政策原意。一方面，雖然長者到私人診所求診的次數確由以往每年不足1次，增加至近年的接近4次，反映醫療券有助鼓勵長者在生病時尋求私人醫生的協助。但是，大部分長者的使用習慣，是求診西醫治療簡單疾病如咳嗽、感冒等，只有不足2成長者使用醫療券作預防性治療，至於建立求診固定家庭醫生習慣的長者就更少。另一方面，由於長者對於醫療券的定位是在私人診所治療一般疾病，所以對於其他類型的病患，不論是慢性疾病、重症或是康復性治療都仍然依賴公營醫療資源，因而無助減少公共醫療的負擔，同時愈來愈長的輪候時間亦無益於改善長者的健康。
無可否認，基層醫療服務是未來香港醫療的改革重點，讓不同疾病程度的病人得到不同類別的醫療服務，使最有需要的病人得到最多的資源和最好的服務之餘，也讓市民，特別是長者先從家庭醫生和地區中心、診所等先進行輔導、跟進、檢查等程序，然後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再更進一步轉介至其他機構處理，使市民從「治療主導」的思維改為「預防優先」的原則，才是對長者身體以至社會資源運用更加理想的做法。然而，醫療券的例子說明單單提供金錢援助不足以改變長者的行為模式，政府仍須努力尋求不同辦法優化做法，才可加強長者的醫療服務質素。
成立人口發展及長者事務局 應對人口老化問題
在人口增長持續疲弱，年輕人口比例愈來愈少，加上長者事務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實需政府加緊步伐，才能避免將來經濟陷入衰退、公共債務高企、福利難以維持、長者孤立無援的困境。由於人口問題與展者政策本身是牽涉不同的部門的範疇工作，包括教育、入境、福利、醫療、勞工、民政等，為免政出多門造成權責不清，以及體現政府對逼在眉睫的問題有著解難的決心，政府應該認真考慮成立「人口發展及長者事務局」，以行政力量統籌資源及制訂政策將社會老齡化的危機變成轉機。
而人口發展及長者事務局應該有著以下的工作目標：
1. 重新為「長者」定下新定義。無疑，國際慣例將65歲以上人士視為長者，但是一方面，這個年齡界線不是科學定義，另一方面隨著醫療進步、社會富裕、營養充足等因素影響下，65歲甚至年紀更大而身體壯健、精神飽滿、工作能力仍強之人比比皆是。有關年齡是否應該繼續被視作長者應交由學術界及醫療專業人士仔細檢討及界定。事實上，近年聯合國早已重新定義「長者」的年齡範圍，65至79歲是被定義為中年人，80歲或以上才算是老年人。即使這種定義是否合理仍有討論空間，但是這個例子說明「長者」這個概念可以是不同層次，例如政府大可以將65歲至74歲視為「初老」、75歲以上才算是「老齡」，然後根據年齡層提供不同程度的資源，這樣才是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公共資源分配辦法。
2. 改變社會對長者的刻板和負面印象，不應將他們統一歸類為需要被照顧的一群，而是參考其他先進國家的做法，引入「成功老齡」（Successful Ageing)的長者政策理念。「成功老齡」是由兩名學者John Rowe 和Robert Kahn所提出，他們認為長者政策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分別是避免嚴重疾病或殘障、具體身心健康的狀態和機能和能夠與人和社會建立聯繫和有意義的關係。明顯地，尤其實現第三個條件，並不需要政府的「慷慨」。要讓長者更加投入社會不同事務和與人建立良好的關係，政府的角色不是「施予者」（Giver)，而是「促進者」（Facilitator)。以建立「長者友善城市」為目標，參考外地的做法，進行全港性的長者調查，為出現孤獨感或其他潛在心理問題的長者提供社區活動、設備或其他針對性的辦法以改善情況，鼓勵長者接觸不同社群，灌輸社會對老齡的積極看法，對長者的健康、乃至社會的關愛都可以帶來莫大的好處。
3. 對於因為身體不便或心理問題而真正需要被照顧的一群，政府應該積極推動樂齡科技及提升照顧者的角色以貫徹居家安老的忠旨及改善長者的狀況。隨著老齡人口急增，加上科技進步，樂齡科技的產品已經變得五花八門，能夠為不同類型、需要、殘疾程度的長者提供不同的工具以協助維持日常生活及理療。加上智能手機和線上會議的普及，連一般的身體檢查都可以有效進行。當然，這些產品、服務價值不菲，非普通長者所能承擔，政府應該審慎考慮如何提供資助，讓長者在家居享受智能化的照顧。同時，隨著依靠科技填補部分照顧的服務，真人的服務同樣重要。相較於聘請坊間護老人員或外傭，長者對於親人照顧會感覺更加舒適自在，惟現時政策對於照顧者的支援著實不足。未來的目標，應是將照顧者角色職業化，使之在公帑支持下接受相關訓練及為長者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同時提高金錢及非物質待遇和保障(如為照顧者提供治療及輔導)，吸引更多人願意承擔這個角色，強化居家安老的可能性。而部分照顧者無法提供的服務或治療，就應當繼續由政府資助購買私人服務彌補，並將社區照顧服務券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等資助私人服務由佔長者人口比例提升至院舍宿位佔長者人口比例的一倍，即42.6，以平衡居家安老與院舍照顧的資源。至於對於無可奈何使用院舍服務的長者，政府則應全面檢討現行設施質素，如檢討最低人均面積、員工與長者比例、院舍康樂設施質素及數量等。
4. 對於財政上需要被照顧的一群，則應該根據其健康程度和工作意願分別作出安排。假如長者身體狀況良好，亦渴望繼續工作，新政策局的目標應是鼓勵他們留在勞動市場。離開原有崗位的長者，可以接受培訓轉型，在另一行業或位置繼續勞動；繼續在相同崗位打拼的長者，政府則可以向其機構提供津貼或稅務優惠，甚至在競逐政府外判合約時可作為加分項目，以吸引更多企業讓長者憑雙手努力賺取生活所需。長遠而言，香港的目標應是促使長者就業率與亞洲發達國家看齊，即30%或以上，不僅有助舒緩勞動人口不足，還可讓長者的生活更有保障。至於因為身體健康欠佳、沒有工作意願、或是無法在勞工市場尋找合適工作的長者，則可以按照年齡段提供不同程度的現金援助及額外的非現金援助，如更高金額的醫療券、更優厚的乘車優惠等。當然，更加理想的做法，是改革強積金，為壯年時期無法工作的市民，如全職主婦，因著其工作衍生的社會價值，提供由政府承擔的類似供款服務，好讓她們在晚年時候提取並成為資產一部分，或再投資增值或提取應付每月開支，減慢隨著年紀增長而陷入貧窮的速度。而「資產多、現金少」(Assets Rich, Income Poor)的長者，政府除了為長者提供私人市場的變現項目以外，也應考慮推出除年金等存款計劃之外，有助長者資產再增值的項目，使長者可以利用增值的部分作為現金收入，減少貧窮問題及應付日常需要。
5. 當然，除了以「長者友善城市」為目標之外，解決社會因人口老化而面對的壓力也應是新政策局主要目標。新政策局應該擔當一個指導的角色，審慎評估及規劃香港未來需要的人口數目、社會年齡結構和比例、理想的長者人口佔整體人口比例、勞工短缺的數量、如何改善個別人手短缺行業的問題等等，並提出相應措施執行。筆者認為，目前的人口問題，可以分開移民及刺激生育兩個部分解決。在移民方面，香港應該考慮擴大輸入海外人才計劃，在不影響本地居民的就業和晉升機會下，為人手短缺的行業解決燃眉之急；另外，可以考慮優化單程證計劃，與大灣區的部門合作，例如增加配額或是抽取配額中的一定數量，由政府按照人手需要、身體狀況、工作能力等因素優先輸入所需的對象，既可加快部分家庭的團聚需要，有助盡快適應香港生活和有利社會穩定，亦可揀選香港需要的人才，推動經濟發展及減少社會對新移民的負面標籤。至於有意在港工作的海外或內地人才，新政策局應考慮如何吸引他們留港「落地生根」，例如較長年期的稅務優惠、申請入籍的現金獎勵、組織與本地居民的聯誼交流活動、簡化帶同家人來港定居的手續和程序等等，以增加勞動人口。
6.在刺激生育方面，新政策局應該根據人口學理論，即每名夫婦平均誕下2.1個子女以維持各年齡層的人口比例不變，作為政策目標。而為了鼓勵生育，生育及養兒的責任就不應由家庭獨力承擔，而是由社會共同承擔，創造有利夫婦生育及兒童成長的環境。因此，有三方面的政策應該落實。第一，是家庭友善政策，建立一個可以平衡工作及照顧家庭的工作和社會氛圍。例如參考外國的做法設立「育兒假」，即為子女活動或需要如接種疫苗、生病、運動會或其他學校親子活動等向父母提供全薪假期；立法要求僱主提供彈性上班時間及制訂標準工時、加強在職家庭的照顧能力；立法規定一定規模的企業必須提供育嬰場所及設施，以及參考澳門的「在職餵奶令」，容許婦女在上班期間享有帶薪育嬰的待遇；將學校的非課時時段改為提供托兒服務或向父母提供社區照顧津貼，尋找合適的托兒服務等。第二，是兒童教育及成長政策，減少家長壓力。例如參考內地的教育「雙減」政策，減少不必要的課外補習催谷成績活動、減少功課數量及時間、減少低年級學生的應試次數、減少文化科目的上課時間等，改為鼓勵孩子投放更多時間在發展個人興趣和技能，建立鼓勵創意而非競爭的教育環境；考慮調整學位分配制度，如學額不再以學區形式分配、中小學不再以成績收生及編配班級等，減少家長因擔心子女前途而大力催谷所衍生的壓力；為有經濟困難的兒童提供津貼，資助參加興趣班及交流活動，開拓視野及減少家庭負擔；為兒童設立自由活動時間建議，舒緩學習及其他壓力。第三，是家庭有利政策，為生兒育女的家庭提供政策優惠或創造適合有利建立家庭的條件。例如在公屋及資助房屋上，應該大大增加三人或以上家庭的名額及比例，或者優先分配給子女數目較多的家庭，令年輕家庭可「憑子貴」，而購買私樓的市民亦可獲更多的按揭優惠，使他們盡快上樓，安居樂業；參考新加坡的做法，鼓勵單身及適齡男女參與官方機構資助的活動，增加組織家庭的可能；為新生嬰兒提供一筆過的現金獎勵等。
當然，有人可能質疑人口發展及長者事務局的角色，與勞工及福利局有相似之處，有架床疊屋之嫌。然而，今年的施政報告亦都提出為青年發展研究設立新的政策局，考慮到未來青年的比例反而減少，而長者的比例大大增加，只有青年政策局而沒有長者政策局實在講不過去，亦難以體現政府應對人口老化的重視和決心。而且，長者事務只是將原有勞福局的一部分工作抽走，勞福局仍要面對需要社會福利支援的群體，功能上仍有其獨立性和重要性。此外，雖然人口發展議題與部分勞工議題是有重疊之處，可是新政策局的著眼點是從社會利益角度調控人口數量，為未來城市資源作好準備，而勞動人口只是需要其工作的一部分。再者，勞福局現時在維護勞工權益如處理工傷問題、追討欠薪等的功能仍然不變，故此兩個政策局不存在角色重復的問題。
人口、稅收向來是一個社會興衰的關鍵，而安老、養老更是體現一個地方文明程度的指標。如果政府不著手處理這個看似長期、卻暗湧已至的社會問題，筆者實在對未來香港能否為市民創造宜居生活感到憂心。政府的優勢，正是可以統籌資源，推行政策，決定公共資源投入在哪一個群體之中。因此，建立新政策局，將更多資源集中在未來人口急增的長者身上，屬是必要之舉。
